齐建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内容提要:本文在对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解决经济增长与资源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的出路，即通过推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并认为这也是生态省建设的中心任务之一。

　　关键词: 中国经济  生态省建设 循环经济

　　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超过9%，进入了一个新的高速增长周期。到2005年，中国的人均GDP将会达到1400约美元。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以结构迅速变动为特征的新的高速增长周期。但是，这一轮高速增长将面临与前25年高速增长截然不同的资源与生态环境条件。本文在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特征、经济增长的资源与环境成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循环经济，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思路。

　　一、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特征

　　1、持续高速增长具有内在的推动力, 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大众消费时代来临，多层次的消费结构将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从人均收入水平和产业产出结构特征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迈入大众消费时代。这一时期的标志是人均收入水平已经满足基本食物、住房和穿着的消费，汽车进入大规模生产和家庭，家用电器快速普及，消费结构开始升级，国内需求呈现出多层次稳定快速增长的趋势，对经济增长形成强劲的拉动力。

　　（2）城市化将持续快速发展，生产率快速提高，为内需持续快速增长提供动力。中国已经进入加速城市化的阶段，产生了两个转移：一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即由低地生产率区域向高生产率区域转移；二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即由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显然，这两个转移都将会促进生产率提高。这将使国内需求不断上升，为经济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

　　（3）劳动力供给的“无限性”与来自全世界的新技术持续供给，将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低成本优势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劳动力供给的“无限性”与国际化先进的科学技术供给在一种“压缩型”工业化过程中激烈碰撞，使得中国的生产高速增长与失业率上升并存。解决这一尖锐矛盾需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以便提供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

　　2、经济增长将由重化工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双重主导

　　未来一个时期内，国内投资和消费都将对重化工产业形成强大的需求拉力。

　　（1）投资需求继续高速增长将会拉动重化工产业快速发展  

　　第一, 城市化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将拉动投资快速增长。据建设部《2003年城市建设统计公报》的数据，中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的比重呈上升趋势，1999年为2.0%，2000年为2.1%，2001年为2.6%，2002年为3.1%，2003年为3.5％。在城市建设投资迅速增长的同时，跨地区、跨流域大型、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也不断增加。第二,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将会逐步加快步伐。按照统筹城乡发展和支持“三农”发展的要求，国家将大幅度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城乡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将促进重工业的快速发展。

　　（2）消费需求增量将以重化工产业为基本支撑

　　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将成为世界汽车生产和消费大国，2003年我国的小汽车生产量已经达到202万辆，2004年257万辆，估计2005年将会接近300万辆，轿车进入家庭将会成为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消费需求热点。第二，据建设部《2003年城镇房屋概况统计报告》的数据，中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已从1978年的7平方米提高到23.67平方米，到2010年中国平均每年需新增住宅建筑面积5亿平方米。第三，中国以电冰箱、空调、彩电为代表的家用电器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第四，由于廉价的劳动力、广阔的消费市场、优惠的投资政策，中国已经逐步成为“世界工厂”。所有这些产业的生产和消费的特征是既消耗重化工材料，又以能源持续消费为支撑，从而会极大地拉动重化工产业的增长。

　　3、城乡差距将会继续扩大，环境因素将成为影响城乡差距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持续扩大的态势。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57倍，到2004年扩大到3.3倍。由于农民增加收入在很大程度是靠资源开采和初加工，农村的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污染正在扩大，这使得农民与城镇居民在生活质量上的差距加大。生态环境的破坏实际上放大了二元结构导致的社会不公平。

　　4、区域差距将继续扩大且缩小差距的难度加大

　　中国中西部地区虽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其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远比不上东部发达地区，长期累加的结果必然使得东中西部地区的差距继续拉大。西部地区的城市密度小、城市化水平低，农村人口比例大，东西部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城乡差距在地域上的反映。目前西部地区的生态功能已经非常脆弱，开发程度已经超过了自然承载能力。在中国生态环境压力日益上升的情况下，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的难度将会加大。

　　5、中国已进入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过程。 主要表现在:（1）物产产品大国的地位已经确立，世界工厂是必然的选择。经过20多年的快速增长，中国的物品生产供给能力已经在世界上占据重要地位。到2003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钢铁第一大国、水泥第一大国、家用电器第一大国、电话第一大国、服装第一大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2）对国外资源的依赖性急剧上升。由于中国人均资源拥有量远小于世界平均水平，在产品产量猛增的同时，资源和能源对进口的依赖程度必然上升。同时，由于加工能力超长而研发能力欠缺，使得中国的现代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呈现核心技术空心化的特征，这将会抑制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制约民族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因此，中国必须提高创新能力，强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从而加快中国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进程。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与环境成本分析

　　（一）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资源与环境压力持续上升

　　1、资源供求矛盾的激化

　　（1）能源

　　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所的预测，2020年中国一次能源需求量为25--33亿吨标准煤，在2020年前的高速增长阶段，中国能源供应缺口进一步扩大，供需矛盾十分尖锐。到2020年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0%，天然气的进口依存度为40%，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安全问题突显。中国能源的利用效率约为33%，比发达国家低约十个百分点，单位产品能耗水平高，有八个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出20—50%。

　　（2）矿产资源

　　根据对未来矿产资源需求量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45种主要矿产可利用的储量能保证消费需求的仅有9种，其余36种矿产则难以保证需求。在中国415个大中型矿山中，有50％面临保有储量危机和即将关闭，中国有47个矿业城市探明储量枯竭。中国金属矿山采选回收率平均比国际水平低10—20个百分点，矿山资源综合利用率仅为20％，尾矿利用仅为10％。

　　（3）水资源

　　中国水资源总量为28000亿立方米，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值的四分之一。根据未来中国人口增长、城市化、工业化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预测2010年全国水资源需求量为6000—6500亿立方米，2020年为6500—7000亿立方米。中国正常年份缺水量为400多亿立方米 (刘昌明, 2001)。

　　上述资源情况说明，面对经济高速增长的压力，未来中国的资源将进入全面紧张的时期，现有的资源条件已经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严重制约。

　　2、环境承载能力矛盾的激化

　　中国的环境保护措施使得环境污染加剧的状况得到初步控制，部分地区和城市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但是，中国的环境污染依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污染物排放总量远远超过自然环境的自净能力，江河湖海污染、大气环境污染、酸雨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重金属污染、农业与农村面源污染等有日益加重的趋势。长期对生态环境保护投入不足导致生态系统严重退化，国家环境安全面临严重的威胁。

　　(二）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成本与损失评价

　　1、生态环境要素与经济增长

　　在生态环境能够净化和容纳人类生产和生活排放的污染时，人们总是认为生态环境是没有价值的非人类劳动产物，在经济学中是外部条件，而不是经济要素。但生态环境的净化能力或环境容量对污染的承载能力是有限度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人类对环境资源的索取越来越多，环境资源的有限性显现出来。有限性使得生态环境已经变为稀缺资源，对它们的使用就成为经济增长必须付出的成本。

　　2、对环境成本的典型研究成果比较

　　环境成本通常表现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许多学者研究并计算了中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比重。过孝民、张慧勤(1990)计算的1983年的数据为6.75%，郑易生计算(1995，1997)的1993年的数据为3.16%、1995年的数据为3.29%，夏光(1998)计算的1992年的数据为4.04%，孙炳彦(1996)计算的1994年的数据为5.8%，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Vaclva Smil (1996)计算的1990年的数据为2.17%，世界银行(1996)估计的1997年的数据为3.4%（低估）、7.7%（中估）。

　　还有一些学者对中国生态破坏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比重进行报了研究和计算。过孝民、张慧勤(1990)计算的1983年的结果为8.9%，金鉴明(1994)计算的1986的结果为8.74%，徐嵩龄(1998)计算的1993年的结果为7.52%，国家环保总局(2001)用九十年代末的数据计算的结果为西部地区13%、东中部地区5—12%。

　　以上计算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大约当年GDP的2.1—7.7%，生态破坏经济损失大约相当于当年GDP的5—13%，两者之和大约为GDP的7%--20%。也就是说，每实现1万元GDP，大约需要造成700—2000元的生态和环境损失。而这种成本损失在GDP统计中没有得到反映。

　　3、绿色GDP的困境

　　GDP作为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及相应的国民生产核算帐户体系是对经济学的重大贡献，但是生态环境问题却使GDP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经济学家们研究指出，GDP有两个重要缺陷，一是GDP没有反映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环境退化的代价；二是淡化了那些与大多数人的福利及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一些内容。有鉴于此，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的呼声渐强。绿色GDP核算的核心是要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在扣除生态资源耗费成本与环境成本之后的有效财富。但是，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资源损耗的价值度量在方法和技术上的难度很大，涉及到人类的主观价值判断因素较多，尽管许多国家和国际机构多次尝试估算不同模式下的资源成本和生态环境成本，但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以政府名义公布绿色GDP。因此，建立绿色GDP制度仍需要进行艰苦的探索，要进一步从概念内涵界定、逻辑一致性、资源存量计算参数、物理危害的货币化计量、数据信息系统等方面完善、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计量方法等各方面进行统一规范并制定准则。

　　（三）环境投资是GDP损失还是创造GDP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环境保护投资平稳上升。“六五”环境保护投资总量为166.23亿元，占同期GDP的比例为0.50%；“七五”期间环境保护投资总量为476.42亿元，占同期GDP的比例为0.69%；“八五”期间环境保护投资总量为1306.57亿元，占同期GDP的比例为0.73%；“九五”期间环境保护投资总量为3600亿元，占同期GDP的比例为0.93%；“十五”期间规划的环境保护投资总量为7200亿元，占同期GDP的比例为1.3% (国家统计局, 2003) 。这些投资有效减缓了污染状况恶化的趋势。但是，中国环境污染总量仍然巨大并继续上升，环境保护投资的需求压力将持续加大。环保投资表面上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领域，但实际上是在弥补生态环境资源的损失。即使是环保投资占GDP的比例不断增加，这种损失也仍然远没有得到真正的补偿。

　　三、环境污染的源头治理与循环经济

　　1、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与环境污染

　　环境经济学家根据库兹涅茨（Kuznets）曲线原理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学说，即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环境也存在先恶化后改善的情况。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大多数污染物与人均GDP之间存在倒“U”关系。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起飞时期，污染物的排放量也急剧增加，比照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中国的环境污染状况正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U型的左侧，环境污染属于上升阶段。

　　2、范式创新与循环经济

　　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途径，环境经济学界提出了循环经济的理念。循环经济是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技术、法律规制、经济政策、市场机制为手段，将“资源—产品—废物排放”的传统线性物质消耗范式变革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循环范式，以最小的资源能源消耗和最少的污染排放，取得最大的经济产出，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齐建国,2004)。中国要在实现2020年经济翻两番的目标的同时使环境状况好转，单位GDP产生的污染总量必须降低到2000年的八分之一，显然，必须创新经济增长模式。

　　（1）“谁污染，谁治理”的局限性

　　中国在七十年代末的环境立法中实行的是“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虽经几次扩展但其内容与“谁污染，谁治理”的办法没有根本的差异。“谁污染，谁治理”的局限性就在于将污染治理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其最大的缺陷就在于虽有排放标准却无总量控制，忽视了环境容量的极限。而且，这种治理模式对于大量乡镇小企业和生活污染没有可行性，因为小企业和居民没有能力，其结果是“只污染不治理”。2000年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推行污染总量控制战略。

　　（2）源头治理与循环经济

　　从人类的生产活动与索取环境资源的关系角度，人类社会经历了三种不同的技术经济范式。

　　第一种是传统的线性范式。其方式是人类从自然界中获取资源，进行加工生产产品，将废弃物直接向环境排放，即“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线性开放式过程。    

　　第二种是生产过程末端治理范式。强调在生产过程的末端采取措施治理污染。

　　第三种是循环经济范式，其技术特征是源头治理。循环经济范式的基本思想是要求减少资源的消耗，节约使用资源；通过清洁生产，减少污染排放甚至“零”排放；通过废弃物综合回收利用，实现物质资源的循环使用；通过垃圾无害化处理，实现环境友好生产。由此可见，发展循环经济是解决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

　　四、结论

　　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中的五大趋势特征表明，中国将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进入急剧的转型期。在这个时期，我们必须解决过去几十年积累起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矛盾，包括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经济增长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新结构危机，解决这些问题本身都需要经济快速增长。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生态环境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的，是以自然资源要素的大量消耗来支撑和推动的，中国所面临的自然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压力，使得依靠透支生态环境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必须走出一条新型的经济增长道路。

　　为了解决中国持续高速经济增长与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污染恶化的多重矛盾，发展循环经济模式是必然的选择，可以实现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使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总量下降的目标，进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省建设是政府推动的，是以生态规律指导经济建设的一种尝试。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规律并不服从生态规律，这是生态省建设的困难所在。但是，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可以通过政府干预，借助市场机制来推进，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只有经济发展了，进行生态省建设才有物质投入保障，例如，为增加林草植被提供资金支持，为园林建设提供财力投入等等。因此，进行生态省建设应该把发展循环经济放在中心位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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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嵩龄：《中国环境破坏的经济损失计量：实例与理论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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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建国：《警惕“新结构危机”与生态环境泡沫--兼论循环经济发展的国家行为》，《光明日报》，2004年2月17日。